>>>精神分析适合治疗哪些疾病？

罗正杰：霍夫曼教授，精神分析能处理哪些症状呢？

霍夫曼：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首先要清楚意识到，精神分析改变了正常和病理之间的界限。这就是说，精神分析关注的不是根据一个标准去使某人正常化，即不是让某人越过他的痛苦而被认为是正常的。

精神分析关注的是，去帮助那些有精神痛苦的病人，在他们的存在中找到一个可以接受的解决方式，以便他们可以继续一种主体性的生活，并在其存在中给予生命的冲动。

从这个澄清出发，在认识论的角度、科学的角度，我们可以说，精神分析家接待所有的对他讲述的人。我们认为的症状是病人自身携带的症状，精神分析家没有一个对于正常或病态的评判标准。精神分析家和那些要求减轻症状所带来的负担的病人一起工作。

因此，症状对于精神分析家而言，是病人认为是症状的才是症状。这些症状可以是一个小孩子的症状，它可以出现得很早，比如一个厌食的婴儿，有一些精神分析家接待这样的婴儿，甚至还有一些精神分析家接待性早熟的孩子，然后还有很多精神分析家专门接待一些有困难的儿童，比如学习阅读、书写或说话等困难，还有精神分析家处理青少年遇到的问题。

我们也可以看到在很多成人身上病理学层面的症状和痛苦，也就是神经症，比如强迫症、癔症、恐惧症或者其它一些精神病。

精神分析也接待精神病患者，对这些精神病人也可以收到一些缓减的效果。比如，我接待了一个精神病人，他曾两次发作很严重的精神病，我介绍他在一个治疗机构接受一个精神病医生治疗。几年来，他生活得很平静，他没有再复发。至少目前没有。

我们要保持谦虚谨慎的态度，就像弗洛伊德说得那样。当我去问这个病人，您认为对您而言，治疗是什么？他对我说：“就是您对我说话的方式。”

也就是说，他从我个人的话语出发，找到了一个支撑，可以去重构他的存在，当然可以说，是通过把我放在他自己对我所说的话语之上的方式。这是一个刚去世的法国人的观点，他叫让.乌黑，他是一个心理治疗机构的精神科大夫。

他对精神病有这样的一个美丽的描述：精神病就像一堆灰烬，需要在里面去寻找一些感觉还有火的、未燃尽的炭，一旦我们在病人的历史中找到它们，我们就要轻轻地去吹，让这些生命的冲动重新燃起。

就是说和精神病人的工作要非常地小心谨慎，也要去探究他们的历史，去寻找到底在哪个点，尽管是精神病，也仍然具有一点点生命、一点点欲望。我们可以试着去将之提取出来重新点燃，然后重新赋予不幸患上精神病的人以存在感。这是我们可以做到的事情。

精神分析发展出了与精神病人的实践。随后我们还发现了所有关于倒错者的问题。今天所称的倒错，我们不得不说因为精神分析并不去做评判，所以精神分析不能考虑社会性的“正常状态”的问题，而只能处理那些被症状困扰着，并且有时是他们自认为是倒错者的这些主动来找我们的病人。然后，当然还有整个病理学的问题：边缘性人格，我个人更倾向于称为“界限的病理问题”。

罗正杰：好，谢谢。

提比耶尔日：我只想再强调一下刚才我的同事所说的，即精神分析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东西，这点雅克拉康曾多次的强调。

精神分析家必须冒险负责去接待一些病人，他们可能并非是我们想象中的神经症的惯常的行事方式。就是说并不像癔症、强迫症或者恐惧症。精神分析家应当要认识到那些主体所具有的困难，这些主体处于精神病中、倒错中，与他们工作的唯一条件是他们必须能够说话，能够以某种方式接受询问在他们身上出现了什么。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在每一次，向他们提供能移动那些给他们带来困难的东西的可能性。

霍夫曼：提比耶尔日，如果您允许的话，我想插一句。我知道您还有非常坚实的哲学背景。对于您刚才所说的，我觉得很重要。一个病人是否能够对自己的症状提出疑问这件事情，哪怕有一点，就像您所说的那样。这不正是拉康所说的主体的问题吗？也就是说，一个主体首先是一个问题。

提比耶尔日：当然，完全是这样！您强调这一点非常有道理，很有价值。我们可以非常明确地说：作为精神分析家，当我们接待一个神经症主体、一个倒错的主体、一个精神病的主体，我们要试着给予他一个信任，也就是说假定他至少部分地是一个主体。

通常情况都不是这样，但是我们仍然要这样去假定，因为这恰恰会让它变得可能，正是从这里开始我们的工作。当然也有的情况就是不可能的。但经常会让这个变成可能，如果从借给病人这个假设的主体出发开始一个工作。

罗正杰：你们有没有观察到，在我们当今社会中的一些新症状呢？

提比耶尔日:有的，有一些新的症状。当今社会不同于弗洛伊德的时期，也与拉康当时的社会不同。我们所在的社会就像我们所说的，已经是一个全球化的社会。这样一个社会对精神层面是有影响的，有时甚至是很暴力的。

我向大家谈两点，这样每人都可以理解。我们生活在一个无论世界上哪个地方发生了事情都会立马被世界上所有角落知道的时代。就是说，我们以前不能承受的是不确定性、焦虑，和那些与直接环境有关的问题，比如家庭、社会关系、国家。

而现在我们不能承受的是来自世界所有地方的信息，对这些信息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去回应。我们谈论这里发生了什么，那里发生了什么。主体接受到这些信息，却不知道该回应什么。这让我们焦虑，也让我们内疚。

我们在日常的临床中发现了主体焦虑的暴增，和对于自身一般性存在的内疚。然后,我们也处理了越来越多的创伤。这些创伤是媒体的创伤，一些严重的创伤与技术相连，与新工艺相连。比如核技术。

多年来，我个人一直研究日本福岛的灾难问题。这是一个与其周围的人都有关的灾难，以一种从一开始他们就负有责任的方式，这个开始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逐渐地我们都如此这般成为了这个灾难的受害者。

随着时间的消逝，世界和这个国家本身开始忘记这个灾难， 因为新闻转移了关注点。当今世界，有越来越多的主体在这样的大灾难之后被抛弃、搁置，人们只关注他们感兴趣的新闻，然后人们又不怎么管它了。

我认为今天精神分析家们都很留心于：一方面世界变化可能带来的心理病理学的影响，另一方面则是可能带来的、对我所提到的当代创伤案例的一些观点和对临床的支撑，比如，关于全球的恐怖主义，没有任何国家能逃脱。

霍夫曼：我是否可以提一个问题。我们透过这些当今世界的新灾难，您是否发现对于所谓的“创伤”有了一个变化，是否现在有一个关于“创伤”的新的临床？

提比耶尔日：是的，我觉得是这样。因为“创伤”在很长一段时间，被弗洛伊德看作是局部事变所带来的一个无法估量的、无法处理、无法代谢的精神暴力。

但今天我们发现，“创伤”不仅仅是局部的，在某种意义上，它是人们与实在的关系最普遍形态。我们与实在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就变成创伤的了。这对于那些来找我们的人的方式就产生了一些影响。

罗正杰：霍夫曼教授您有补充吗？

霍夫曼:是的，我想要向你们，也包括我的朋友指出另一个变化，存在于临床中和我们现代生活的症状中，那就是围绕着界限而产生的那些痛苦。

在您所说的“灾难”之后，我们很清楚在当今，我们所称为的“主体性”，从康德那时起，就已经不再是以经典的方式建构了。

我们之前也说过，经典的方式围绕着时间和空间的参数而构造的。当今世界本质上是由时间的加速而建构起来的。在空间上，如今任何时刻都可以产生灾难，会对我们的病人和我们所有人的主体性构建产生影响。

我毫不吃惊，我的很多同事：精神科大夫、精神分析家、心理治疗师都在谈论“界限的病理学”（边缘人格），尤其是在青春期。

关于此我要说的就是，当然，当我们在精神专科医院的急诊室呆了一晚上，我们会意识到有很多围绕着这个问题的病理学问题，围绕着关于越界的问题，比如酒精依赖、毒瘾等等，可能会以自杀的方式来结束。

我提出的问题：一是在当代有一个加速的问题以及在人的主体性中界限整合的问题，这两个问题之间的关系；另一个是，我认为讨论界限病理学的问题，预先的假定是我们要阐明在人的精神中什么是界限。

关于什么是人精神中的界限这个问题，我们已经有了一些回答，弗洛伊德的制作是，在小孩子那里的界限是关于丧失的，就是说当孩子与母亲的乳房分离的时候，他就必须去外部世界寻找母亲的乳房，这样就在外部世界与寻找着满足的自身身体之间创造出了界限。

因此这里我们有了一个界限的观念，外部世界与内部世界之间的界限很快就被安置在了小婴儿的精神中。但的确，随着我们当今世界的加速，这些问题都有点混淆。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提比耶尔日：对，您所提出的关于“界限”的问题，尤其是它在当代临床中的现实是非常有意义的。我想以更为基础的方式去回答您的问题。

我觉得很重要的是精神分析、精神分析家对于这个“界限”的问题提供了一些东西，去制作这个界限，那就是我们称之为的“框架”。

对于“框架”而言，重要且有意义的是在精神中将之唤起和呈现出来，那就是这个框架是一个语言的框架。在弗洛伊德之后、在那些伟大的分析家之后，我们将使病人、主体重新认识到有某个关于存在的边界、在他与实在的关系中有某一个界限。他可以探索这个边界，可以遇见这个界限，通过他话语的证据。我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

霍夫曼：我完全同意您的看法。比如家庭的变化、男人女人关系的变化，就是我们今天说的“类”的问题。有时，这两个领域甚至会混淆。当我们谈论“界限”的时候，我们显然说的是精神的界限，而不是那些可以变动的、在社会层面上的界限。

提比耶尔日：是的，我们不是社会学者。我们可以使病人敏锐地感到界限的问题，比如说男人和女人之间，这对人类主体来说很有意思。我们可以使病人能够对此具有承担的能力。

霍夫曼：就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