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分析、心理治疗师以及精神病医生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

罗正杰：霍夫曼教授，精神分析、心理治疗和精神病学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呢？

霍夫曼：我学习了很长时间的精神病学，直到现在我也还维持着与精神病学的关系，因为我认为，这个是在医学领域中极为重要的一个治疗性学科。

弗洛伊德和拉康都说过，精神分析诞生于精神病学的序列中。很长一段时间里，精神分析被精神病学所使用，起码在欧洲、在美国以及其它一些国家，直至目前为止精神分析都在精神病学中都是极其在场的，直到科学精神病学发展之前。

从科学精神病学的发展以来，反而是心理学变成了精神分析的场所，尽管是不可靠的场所，因此导致在很大程度上，在大学里心理学学科也讨论精神分析。当然它也频繁出现在哲学以及其它的领域中，本质上是心理学。

从弗洛伊德开始，就有一个很重要的讨论是关于精神病学和精神分析的。这两个学科，包括现在的科学精神病学，它们都从来都没有过真正的冲突。

比如像拉康这样的人，在他的实践之初，他会要求他的新病人去接受一个精神病学的培训，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都这样。

相对于精神分析而言，这就是拉康作为精神病医生所给予精神病学的全部重要性。弗洛伊德本人就曾在一个著名的关于精神病学与精神分析的文章中说过：在精神病学与精神分析之间不存在另一个学科的位置，并不像有些时候随处可见的人与人之间的矛盾那样。

他是想说，在精神病学与精神分析之间，我们仍然有一个共同的临床，即病人的临床、症状的临床。作为同一临床的某个病人及其症状，我们有时会根据临床症状一起去做检查。然后在一起讨论关于精神分析与精神病学的病理学问题。

它们的差异是什么呢？精神分析以其独特的方式允许每个病人走得更远，陪伴每个病人找到他症状的意义。就像弗洛伊德说的那样，症状的意义是它总是要在病人的历史中去寻找。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精神分析是一个极其独特的、个体化的实践。

提比耶尔日：正是这样！

霍夫曼：接下来，事实上重要的是要注意到：我们可以在精神病学与精神分析的讨论中分享一个临床症状，精神分析家所观察到的是：病人一旦开始他的分析，他的所有病理问题、所有的精神痛苦，即我们称为的神经症、精神病、倒错或者是边缘或其它什么的，所有的这些痛苦都转变成了移情的痛苦。

也就是说，所有的痛苦都现实化在与精神分析家的移情关系中。正是这样允许精神分析家有了对病人精神痛苦的一个治疗行为，因为这个痛苦在病人与他的移情关系中变得现实了。这是非常重要的，相对精神病医生而言，这就是精神分析家的实践。

我们双方一起工作的非常多，不要忘了，有时在一些非常严重的案例中：自杀倾向、精神病以及一些其它的情况，在欧洲我们会和一个精神科的医生合作。当有需要的时候，他们诊断开具精神科的药物，我们同时做心理治疗。对于严重的案例，我们会认为社工、精神科大夫和精神分析家都是需要的，这样通常进行得很好。

提比耶尔日：特别是对于精神病患者。

霍夫曼：特别是对于精神病患者，这不是说我们就治好了精神病患者，但我们用这种方式，在很大程度上，缓减了此前一直阻碍着他们的生活且将他们置于危险之中的那些症状，比如自杀的危险。我们由此可以看到，精神病学与精神分析是怎样能够一起共同工作的。

现在我们来看心理治疗的问题。中国对心理治疗非常感兴趣，也因此我们来到中国，为了精神分析，也为了心理治疗，此外也和精神病医生合作。

心理治疗是运用移情的一种治疗手段，但运用的是其好的一面，而且它与精神分析运用移情的方式也是不同的。精神分析运用移情，为的是有一个对症状的治疗行为，随后将患者从对精神分析家的移情中解放出来。因此，就存在一个真正的治疗方向。在这里精神分析家分析建立在病人与他的分析家之间的移情。

提比耶尔日：他会请病人分析这个移情。

霍夫曼：是的！对！主要是在这个意义上。分析移情，是为了使病人从与分析家的关系中解放出来。这个问题在心理治疗的实践中是难以实现的。

心理治疗通常是一个简要的治疗，可以有一个治疗的效果，甚至有时还是很明显的效果，但是它不能走到去分析这个移情的这一步，因为这个移情在一个心理治疗中是治疗性的。

罗正杰：是的。提比耶尔日教授您是否有补充？

提比耶尔日：对，我赞同霍夫曼刚才所说的。我想我需要再强调一个事实，直到目前为止，精神分析是唯一允许病人注意到并且去分析他与实践者的移情的治疗方法，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正是这样，精神分析有了一个效果。我不知道我们是不是可以用“解除债务”这样一个重要的词，但我们确定至少会有一个效果，就是给了人去分析他的移情关系的可能性，以及在其移情之外去分析这一顺从于另一可能的关系的困难关系。

如果我们能够去分析它的话，这点非常重要。就我的朋友兼同事刚才所讲的，我再强调我认为极其重要的一点，那就是精神分析向精神病学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东西，比如强迫症是弗洛伊德就阐释过的一个临床概念，他真的是用了一种无以伦比的杰出方式来阐释了这一概念，这是对精神病学的极大贡献。

弗洛伊德以一种完全全新的方式对癔症重新阐述，这是精神病学上从未有过的方式。弗洛伊德对精神病感兴趣的方式与对神经症的兴趣相差并不远。就像我们知道的，他重读施雷伯大法官的个案所带给我们的，所有这些都给精神病学留下了巨大的财富和重要性。

反过来，我认为有些精神分析家过于强调精神病学与精神分析的差异甚至是对立，就像我的朋友霍夫曼所说的那样，对此我们要谨慎，因为两者相互知道彼此的方法。

其中一些精神分析家，比如像Marcel Czermak医生，他们既是精神分析家也是精神病医生，他们表现出对精神分析的兴趣，他们重新采用过去精神病学的一些宝贵概念，比如科塔尔症候群、幻觉综合症等等。有一些精神分析家，甚至很多精神分析家，高度评价了精神病学给精神分析带来的这些重要的贡献，如同精神分析所带给精神病的那样。

霍夫曼：我仅想补充一个普遍但很重要的事情。当我去精神病机构工作时，这是目前的状况，在很现代化、科学化的精神病机构，我发现当我们一起检查一个病人时，精神科大夫和精神分析家经常共同分享那些围绕着住院精神病人发疯的谜底的重要问题。

就是说尽管医学的科学化发展，就像米歇尔.福柯说的在精神病人的历史中，我们看到有两大关于人类存在的谜，一个是死亡，一个是疯狂，是这两个绝境。

疯狂对于人类而言，是这样的一个谜，它不能用一个化学分子来解决问题，即使是今天最科学的精神病学，我们关心的“疯狂之谜”这个问题，对精神病学和精神分析都是同样存在的。

提比耶尔日：的确是这样。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因为不管科学医学怎样发展，病人都是一个在言说的人，他不可避免地在言说，在讲述一些东西。不管怎样，他想要说一些东西，精神分析恰恰恢复了他的话语，使他恢复了话语。所以这非常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