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目前我们核心脏病学有没有一些新的进展？

新的进展实际上有很多，实际上核医学的发展不仅仅是核心脏病学，它受限于两个因素，一个是显像剂的发展，一个是设备的发展。

国内很多医院买的设备非常高档，但是受限于这个显像剂，显像剂我们需要有一个特异性的显像剂。

我们现在用的心肌代谢显像的FDG（脱氧葡萄糖），它是一个非特异显像剂，心肌活性的细胞也摄取，炎性细胞也摄取，肿瘤细胞也摄取。那么在诊断肿瘤的时候，到底是炎性，到底还是肿瘤组织，需要我们来鉴别。

所以我们要研发一个特异性的炎性显像剂，但是目前不是一个常规，是一个科研阶段。

另外我们心脏神经受体显像，心脏神经受体显像在日本开展的非常好，但是我们国内一直受限于显像剂，不能用于临床常规，近几年的可以用于科研。但是对于心衰的诊断，这个神经显像剂是非常有用的。

另外结节病，包括心肌致密化不全，包括脂肪淀粉样变，这些都需要一些新型的显像剂来进行诊断，实际上核医学通过不同的显像剂，它可以完成不同功能的显像，分子显像。

另外一个现在我们知道，病人发生猝死的很多，很多年轻人说好好的，怎么突然猝死了。冠状动脉斑块破裂，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话题，非常重要的一个对于全世界的临床医生也好、核医学医生大的挑战。

我们怎么能早期识别出这些高危的患者，也就是别让它破了我们就识别出来。这时候核医学除了FDG判断它炎性反应，有一个氟化钠，近几年在动脉斑块，无论是颈动脉，无论是冠状动脉，它是非常有潜力的一个显像剂。

冠状动脉斑块有IVUS（血管内超声），有OCT（光学相干断层扫描技术），但是不同的技术，要综合所有的信息才能真的识别出高危患者。

而核医学独特的地方是，它是一个功能显像，分子显像，氟化钠这是非常好的一个显像剂，唯一挑战大的是我们设备分辨率达不到，像冠状动脉斑块，它要达到很高的分辨率才能做到，但是我们现在设备达到了，所以有这个显像剂再加上这个设备就可以做。这方面当然也是一个研究阶段，不是一个临床常规。

我们知道心脏是运动的一个过程。冠状动脉它在运动过程中，伪影矫正也是很重要的，所以这些技术还需要再来克服，但是前景是非常好的。

因为用不同的显像剂在冠状动脉疾病发生发展过程中，不同的阶段我们用不同的显像剂，包括粥样硬化斑块，根据不同的靶点，我们设计不同的显像剂，它是非常有潜力的，但是这些都是需要多学科的合作。因为一个显像剂的研发是要花很多的时间，为什么？

它的特性必须是和机体的靶点特异性结合，但是结合，和放射性药物还必须结合，到了体内注射还必须稳定，不能到了组织以后它很快就分解了，达不到显像目的，所以我们挑战非常大，但是非常有前景。

（采访）您对核医学未来有没有什么样的展望呢？

我们核心脏病学最大的挑战，就是我刚才说为什么发展不好，要培训，这个培训一定要专业的培训，要一个理论加实践的培训。

我们在2019年4月份办了一个核心脏病学的培训班，高级培训班，是由美方核心脏病学的侯任主席带队，有五个顶级的专家和我们中华核医学分会，两个学会合作，北京安贞医院来承办的一个培训班。

我们是理论加实践，上午是理论授课，下午和晚上是实践培训，开展运动负荷，药物负荷的培训，包括图像处理，包括阅片，典型病例。所以从早上8点到晚上8点半，五天高强度的培训，但培训班的反响非常好，为什么呢？

都是年轻人，当然也有好几个临床的大主任，我们希望把这个培训办成一个精品班，希望培养年轻人的核心脏病学骨干。我们在培训班里有心内科医生，因为这个核心脏病学发展好，必须是核医学医生和心内科医生一起来团结一致做好这些工作。

国外的核心脏病医生他是两个License，两个执照，他对核医学的理解认识非常深刻，他对这个把握的很精准，但我们国内是脱节的，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写一个报告，可能临床医生都读不懂，这需要我们核医学医生反复和临床去沟通。我们这次培训班就得到美方专家的认可。为什么？

我们现在的设备一定是不落后于国外，我们要求严格按国际的指南国际的标准去做，我们科室的图像质量也是得到美方的一个高度的认可。

另外从政府的层面，美国每年800万例的心肌灌注显像，而我们国内每年是10万例，人口基数是这么大的13亿人口。因为美国如果没有心肌灌注，心肌缺血的证据，放支架医保是不报销的，而我们国内没有这一条。

所以通过政府层面来呼吁，通过政府层面来干预，就是说指导、引导，可以说核心脏病学技术有用，对患者是受益的，但是因人而异，这时候需要多方的合作，从各个层面把这个工作做好，让更多的老百姓受益。

适合放支架的及时去做，适合搭桥的及时去做，但如果不必要的支架就不要去放，不要进行过度医疗，因为毕竟它是个异物，毕竟价格还昂贵。

另外患者后续要服抗凝剂各种的，后续的，尤其现在病人发病年纪轻，你早早放了支架，早早搭了桥后续怎么办。这都是需要大家共同来解决，一起来解决，就是说共同来推进这个技术。